发布时间:2024-08-22 11:51:12 来源: sp20240822
季羡林先生曾说:
“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,即中国、印度、希腊和伊斯兰,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,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。”
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后,在新疆地区产生过广泛的传播和影响。今天,一批批景教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,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鉴。
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——聂斯托利派,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于5世纪上半叶创立。
唐代把它称为景教。“景”有“光明广大”的意思,源自于陕西周至县出土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,“真常之道,妙而难名,功用昭彰,强称景教”。
景教经波斯、中亚传入中国。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记载,唐贞观九年(635年),景教高僧阿罗本来到长安,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在西郊迎接。贞观十二年(638年),唐太宗封阿罗本为“镇国大法主”,颁诏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座波斯寺(后改名大秦寺),还允许他传教。
唐高宗李治时,在诸州设置景寺,形成了“法流十道”“寺满百城”的景象,景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达到鼎盛。
景教什么时候传入新疆?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可以确信的是,和祆教、佛教、摩尼教等宗教一样,景教传入中原必然先经过新疆。
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,出土有6世纪中期的叙利亚文、粟特文、古波斯文的景教典籍文献,这说明至少在公元635年以前,景教就已经在当时的高昌流行。
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商业民族,他们在“传播”商品的同时,也传播了文化。6世纪,景教已经传播到中亚地区,被一部分粟特人所信奉。当时,粟特人在于阗(今和田)、疏勒(今喀什)、龟兹(今库车)、高昌(今吐鲁番)等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聚落,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将景教带入了新疆,景教由此传入中原。
唐武宗灭佛时,景教也被波及,内地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。受到伊斯兰教影响,中亚的部分景教徒被迫向东迁移,也来到新疆。840年,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,一部分回鹘人西迁新疆,逐渐受到当地仍在流行的景教的影响。由此种种,9世纪以后,景教在新疆获得了极大发展。
吐鲁番地区是景教的一个传播中心。20世纪初,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多次在吐鲁番等地进行考古挖掘,掠走了大量壁画和文物,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景教文物。1906年,格伦威德尔公开了《1902—1903年高昌故城及邻近地区考古发掘报告》。报告表明,他们在高昌城东门附近发现一所景教寺院遗址,在遗址残壁上发现了三幅景教壁画残画,带有明显的拜占庭艺术风格。其中两幅较为完整的壁画被切割后带回德国,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。
一幅是《棕枝主日图》(又称为《圣枝节图》),壁画高约67厘米,宽63厘米。画面左边是一位景教牧师,身着镶嵌淡绿色锦边的白色长袍,脚穿黑色皮靴,头发卷曲,深目高鼻,左手持香膏盒,右手持“圣水器”,正在祈祷讲经。右边是三位本地信徒,前面两位是男性,头戴红色高冠,身着翻领对襟长袍,手中持一杨柳枝,伫立一旁,低头下视,正在听牧师讲经。后面一位为女性信徒,发型为云头高髻,着对襟长裙,手中也持一柳树枝。这是景教中纪念“棕榈枝主日”的情景。
“棕榈枝主日”又被称为“主进圣城节”。据传,耶稣受难前曾骑着毛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,群众手持棕榈树枝欢迎耶稣的到来。“棕榈枝主日”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,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。这一天教堂多以棕树枝为装饰。由于其他地区未必都有棕榈,赤柏松、杨柳等树木树枝成了替代品。叙利亚景教徒通常用红柳枝条替代棕榈,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也是信徒手持柳树枝条的画面。
另一幅是《红衣女子图》,壁画高43厘米,宽21厘米,描绘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忏悔或祈祷的画面,从其服装样式来看,似是一名回鹘女信徒,壁画的画风则与唐代仕女图如出一辙。
勒柯克等人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大量景教文献,包括粟特文、叙利亚文、波斯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景教经文残片。如用叙利亚文和波斯文书写的《圣咏集》,9世纪至10世纪用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《圣乔治受难记》《福音书》,11世纪至12世纪用回鹘书写的《巫师的崇拜》,以及景教《赞美诗》等等。
这些景教文献,尽管都是残卷,但弥足珍贵,我们结合敦煌石窟出土的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》《尊经》《大秦景教宣元本经》等景教经典不难看出,景教在吐鲁番地区十分流行。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,景教徒的宗教生活丰富多彩,宗教节日、宗教礼仪得到遵行,独特的景教文化也得到了保留。当地的景教徒与佛教徒、祆教徒、摩尼教徒等生活在一起,呈现出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景象。正如981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在高昌看到的,“摩尼寺、波斯僧,各持其法,佛经所谓外道者也”。
我国考古学界在吐鲁番等地也发现了许多景教遗存。1963年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吐鲁番阿斯塔那、哈拉和卓两地的墓葬进行发掘时,发现一个装饰有白色环形纹及十字纹的陶罐,属于景教遗物。2008年,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,在吐鲁番火焰山西侧小山丘上发现一处建筑遗址,据考古专家认为,它是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记载的“西旁景教遗址”。2021年,这里还出土了叙利亚文、回鹘文文书、残木十字架、景教寺院“三殿式教堂”的建筑布局等遗物。
2021年,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挖掘出1处景教寺院遗址,断代为高昌回鹘时期,该寺院出土了一幅骑驴圣像壁画,画面主体为一位骑马(驴)的圣像,人物身着华服,饰有飘带和铃铛,头部绘制背光,卷发,带祥云十字架帽冠,身体右侧握有红色权杖,权杖头仅残存下部,与帽冠所绘十字架表现形式相同,骑有枣红色马(驴),手拉缰绳,画面中另绘有莲花、绳结等装饰纹样,整体画风精细华美。这幅图与“棕榈枝主日”耶稣进耶路撒冷“骑驴”这一关键点相同,描绘的也是“棕榈枝主日”的景象。
元代,统治者对各宗教实行兼容并包,景教流行于天山南部大部分地区。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,喀什噶尔是景教的第十九教区,有主教驻于此地。在许多中外旅行家的见闻中,喀什、和田、英吉沙、莎车、库车等地都有景教徒分布。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看到各地景教徒与穆斯林、佛教徒同居一城,“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,在自己的礼堂做礼拜”。法国人鲁布鲁克在其《东方行记》中也说道:“在畏兀儿人(元代对回鹘人的称谓)的所有城市里都有聂斯脱利派教徒和萨拉森人(指阿拉伯人)”。这说明,元代新疆的景教徒和伊斯兰教信徒是杂居在一起的,各行其道,又相互影响。
景教在天山北部也有许多遗存。在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的考古发掘中,就有不少景教遗物发现。1958年,黄文弼等人在阿力麻里古城搜集到石刻3枚,上刻十字架或叙利亚铭文,为12世纪至14世纪的景教遗物。此外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霍城县文管所也收藏有同类石刻数方。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,也藏有一件阿力麻里古城出土的景教徒墓石,墓石上刻有景教十字架莲花座和叙利亚文,断代为1301年至1302年间。阿力麻里古城出土的众多景教石刻,证实了景教在天山以北游牧民中曾有一个兴盛时期。
我们在这些景教石刻上,清晰地看到莲花装饰图案占有较为突出的位置,而内蒙古、扬州、泉州等地发现的同时期的景教石刻也都表现出十字架与莲花、莲台图案相结合的特点,这表明,景教进入中国后,吸收了佛教的艺术形式与内涵,形成了中国景教艺术特有的形式,这正景教本土化的一个突出表现。
14世纪中叶以后,受伊斯兰教强力扩张的影响,景教在整个新疆地区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。
景教虽然消亡了,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,众多景教遗迹遗物的问世,也说明,早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前,景教就是回鹘、蒙古等众多民族信仰的宗教之一。这些民族当中也有人信仰萨满教、祆教、佛教、摩尼教等其他宗教,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或者多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现象十分普遍,也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宗教交融共存的历史特点。
(作者简介:任红,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;鲍雅莉,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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